自由贸易区的热度应该会降温

要给自贸区降温，首先要降温竞相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其次，我们应该降低对上海自由贸易区优惠待遇和政策突破的期望和要求。大国安定下来的基础只能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资产博弈。

有些地区只适合“对接”而不适合“申报”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热降温首先应该体现在各地争相申报自贸区的降温上。

即使不考虑其他地方没有像上海这样独特的经济基础、人才和地理优势，即使不考虑自贸区试验的潜在风险很高，在没有获得经验的情况下急于到处开花是不合适的，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冷酷的现实。

30年来，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些特殊的功能区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使用了太多的特殊财税措施、土地优惠措施，甚至环境倾销、社会倾销等，扭曲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行为，有的还需要额外的特殊监管制度，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必须加以控制和引导。各地各部门申请这些特殊功能区的过程，客观上会给校长创造寻租机会，我们不能忽视这种风险。

与其徒劳地游说中央当局不切实际甚至违背经济规律，试图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那些条件和禀赋差异深远的地区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与上海自由贸易区以及之后最有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候选人联系起来，从而发展自己。

我们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机构套利”动机

降温还应体现在降低对上海自贸区优惠待遇和政策突破的预期和要求，特别是上海自贸区金融业要突破现行政策，快速大幅度开放自由化，防止资产市场泡沫失控膨胀。

与官方公布前的热议舆论相比，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制冰试验区总体方案》金融行业开放度与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制冰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金融行业开放度差距明显，让很多评论者倍感失落，批评之声此起彼伏，成为部分评论者看淡上海自贸区改革和未来的原因。

事实上，从全局考虑，从更大的背景来审视，这是一个正确而审慎的举措。需要注意的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之一是克服急功近利的“制度套利”动机，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上为实体经济板块打好坚实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喜欢挑起“改革红利”等概念并一直挂在嘴边的，大多是房地产、金融等资产市场参与者。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机构套利”中发财，所以他们对制度特别热衷。“改革”；实体经济板块的实干家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环境，而不是高频折腾，一个大国安定下来的基础只能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资产博弈。

中央政府宣布上海自贸区的构想后，国内舆论聚焦于对其制冰服务和金融业发展的想象。其实很多都完全背离了基本的经济常识，极其荒谬。

比如在上海自贸区单独开放资本项目，人民币在上海自贸区完全自由兑换和单独浮动等。除非另一种货币代替人民币在上海自贸区单独流通，否则这些想法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一个刚刚超过20平方公里的地区已经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只为了实现另一种货币。这算什么不算经济自杀？我们要的是上海自贸区开创全国做试验田的路子，而不是给少数人创造空间出租，赚快钱。

归根结底，商品的制冰是这个自由制冰实验区发展的基础。上海自制冰区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的，其更大的优势和成败的关键在于商品制冰的转口制冰发展。

该试验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是为发展货物制冰而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如果说上海自贸区从一开始就是以制冰和金融服务为基础的话，应该是直接位于市中心而不是远离市中心的这四个区域。基于货物制冰的发展，上海自由制冰实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离岸金融中心具有优势。

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来说，没有产业基础的简单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它可以为一小部分人创造超高的收入，却无法给大众带来足够体面的收入和就业机会；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率的自由港口和自由制冰区更为有用。而且上海基于货运制冰发展的优势极其突出。

看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基本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服务制冰准入承诺；由于金融业的特点和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做出的承诺，中国取消了对承诺开放的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的限制，开放一个地方意味着开放全国。不能让国民经济贸然承受考虑不周的冲击压力，不能在不要求制冰伙伴交换的情况下单方面交出这份利益。即使以后开放，恐怕也会要求制冰伙伴为国内资本提供更好的准入条件作为交换，更有利于全国和上海自贸区的利益。

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仅是“符合国际惯例”

在更高的层面上，一些评论者主张尽快全面无条件开放金融业，可能不符合中国作为大国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特点。

这些理论家认为，自由化和与国际惯例接轨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他们相信上海永远不会超过香港。

但提升金融中心地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一个的金融中心，不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他们来说，只有“与国际惯例接轨”，尽可能自由化，才能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那些有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说，如果它们的金融中心要发展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简单的自由化和“与国际惯例接轨”不是出路，而是可能巩固它们作为竞争对手的地位。

当纽约取代伦敦时，它是否完全符合当地的“国际惯例”？是不是当时比其他地方更自由化？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纽约利用美国崛起的趋势，从美国金融中心跃升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的规则成为了国际规则。

就中国而言，单纯“与国际接轨”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越来越需要找到自己的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外界普遍称上海自贸区为“创造另一个香港”，上海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继续向香港学习，但我们与过去单纯“与国际接轨”的时代不同。这个自由贸易区完全有可能在探索中提供一个国际模式，成为超越香港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分微观层面的分权和放松管制与宏观层面的自由放任的产业结构。

微观层面的管理体制创新不仅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枢纽，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实验。无论是在本地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还是暂停执行某些法律法规……这些具体措施都是针对简化行政、分散权力的方向，减少和消除过度监管，旨在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的惯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陷入过度监管的误区。但这样的改革可以惠及所有工业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受益更大，因为是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经营中涉及更多的政府管理环节，更需要放松过度监管，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而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则没有。

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印度，特别重视金融服务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正是因为政府效率低、执行能力差，无法为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结果他们赢得了一瞬间的掌声，却陷入了反复货币金融危机的怪圈。